编者按：一座城的记忆，不仅藏在名山大川、古建胜迹中，也散落在寻常街巷、烟火旧物里。然而，时光奔流，世事更迭，许多曾与我们日日相伴的景象、物件，早已被尘封在岁月深处。本网特开辟“文忆平阳”栏目，打捞散落在时光里的民间旧物、烟火往事，在文字里重拾旧日温情，留存独属于平阳人的记忆，让匆匆时光有迹可寻。

　　

　　坡南露天电影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露天电影　　

　　作者 陈旭光 编辑 王秀华

　　夜晚在坡南逛街，无意间撞见一场露天电影。众人那份专注，与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公社当乡村放映员时乡亲们看电影的模样有几分相似。风里裹着淡淡的烟火气，混着笑声。恍惚间，那些藏在艰苦岁月里的往事，便顺着这笑声，清晰地弥漫上来。

　　回想那个年代，看电影是全村人难得的娱乐项目。彼时，农村的文化生活不外乎两种形式：老年人主张请词师唱词，年轻人则主张放电影。一个村全年放电影的次数多少，也反映这个村的经济实力。据说，过去有一个媒婆给一位姑娘说媒，当这姑娘知道这个村全年也没有一场电影，就断定这村是个穷村，一口回绝。

　　我成为放映员纯属偶然。公社成立放映队时，正缺一个会写幻灯片的人。我写得还算周正的字眼，深受公社书记的赞赏。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来电影队，负责幻灯片吧！”就这一句话，我成了兼职放映员，我平淡的插队生活也多了一抹光彩。

　　当年公社放映队用的是8.75毫米的放映机，很轻巧，携带方便。放映机、发电机、幻灯机、银幕都装在木箱里，再加上几盒“拷贝”，便是所有的家当。每到放电影的当天，村里就会派来壮汉，或肩挑或船运，一切不用我们放映员费力。我每月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奔波于全公社十五个大队，辛苦自不必说，但心底的满足感却是不言而喻——每次下村放映能得到一包香烟、一顿热乎饭，偶尔队里还会送些土特产。这份待遇，在那个几乎家家户户都为温饱发愁的年月，已是顶好的馈赠。那份优越感，悄悄冲淡了插队的清苦与不易。

　　放幻灯片，操作十分简单，对放映员来说甚至算不上技术活，但作为放映员，必须熟练掌握各种设备的操作技术，关键时刻也要上机操作。我的特长终究还是写幻灯片——这需要扎实的毛笔字功底，别人一时还代替不了。到了村里，银幕一挂，发电机一响，乡亲们自然就闻讯而来。暮色降临，成群结队的人接踵而至，人影绰绰，笑语声声，一路向着放映场聚拢。还没等银幕亮起，村里已是一派热闹气象。

　　有一回，邻村的耕牛踩坏了我们村的秧苗，两村人闹了矛盾，最后商定，邻村罚放一场电影以示惩戒，这事便就此平息。可见，当年的露天电影也是不可或缺的宣传教育阵地。

　　说实话，我当放映员，在乎的不是那份待遇，而是众人投来的那种羡慕的目光。机子刚架好，四周就围满了人，大半是孩子，也有不少大人。他们个个伸长脖子，盯着这台“能变出人影”的神奇机子，眼里满是好奇，你一言我一语地追问：“这里面装的是什么？”“怎么一开机器，人就到白布上了？”我一边调试机子，一边随口应答，偶尔逗他们两句，看着他们急着追问的模样，心底也跟着轻快起来。待机子“沙沙”转动，光束投在银幕上，我这里就成了整场最热闹、最让人羡慕的地方。在他们眼里，能操作这台机子的人是了不起的；能和我说上两句话、帮着递个物件都是件体面事。每当这时，我心底暖暖的，一份莫名的虚荣感悄然涌上，所有的辛劳都烟消云散，竟真觉得自己的形象高大了几分。

　　人群中，最欢快的莫过于孩子。于他们而言，放电影便是最隆重的节日。家里再拮据，母亲也会从牙缝里抠出几分零花钱，塞到孩子手里。孩子们攥着那几分钱，仿佛攥着满心的期待，悉数换成小零食，在人群里穿梭、追逐打闹，清脆的笑声混着零食的香气，漫在夜色里，连空气都充斥着快乐。

　　夜幕里，除了这份喧闹，还有另一道温柔的风景——那便是藏在黑灯瞎火里，少男少女们青涩又炽热的心思。那年头社风闭塞，男女之间心生爱慕，即便迎面相逢，也不敢多说一句话，哪怕只是眼神的短暂交汇，都要慌忙避开，眼底藏着羞怯与慌乱，心旌摇曳。可心底的情愫终究藏不住，露天电影便成了他们最自然、最体面的交往媒介。村里的少男少女们借着看电影的由头，早早在村口僻静处悄悄相约。尤其是去邻村看电影，更是他们心照不宣的默契——既可避开众人的目光，又能借着朦胧的夜色、微凉的晚风，在田埂上牵手漫步。就是在本村放映，他们也会借着银幕忽明忽暗的光影、人群的嘈杂声响，悄悄凑在一起，说两句平时不敢说的话，笨拙地表达着自己的情感——有人并肩站着，胳膊肘许是轻轻相碰，便像被烫到似的猛地缩回去；有人趁乱悄悄牵住对方的手，指尖刚一相触，又飞快松开，想来那一刻，他们心头的小兔子定是蹦得厉害；还有些胆大的，干脆不看电影，悄悄躲到田埂深处互诉衷肠。脚下是温润的泥土，耳边是远处传来的电影声，几分难言的躁动，些许细微的亲昵，构成了乡村夜色里最温情的画面。

　　这难得的热闹，总少不了几分因调皮带来的喧嚣，有人会乘机弄些恶作剧出来，于是，好端端的人群，突然响起一阵起哄声。最常见的叫“打人浪”，或者叫“打道堂”——几个男青年凑在一起，专挑女孩子多的地方推搡嬉闹，这边推过去，那边搡过来，动作看似轻佻，却自有分寸，从不伤人。被推的女孩子，左右躲闪，不时骂几声，声音里没有真怒，反倒裹着几分娇嗔。如今回想起来，那份质朴莽撞的青春萌动，该是那年月里最动人的模样。

　　房东的儿子阿中是个老实巴交的孩子，话少，性子腼腆，甚是羡慕我这个放映员。每次得知我要去放电影，他就早早等在我家门口，搓着双手，怯生生地问：“我能站在你机子旁看电影吗？”在他眼里，看我开机、换片、擦镜头，应该比看电影本身更有意思。我每次都让他坐在放映机旁的设备箱上。他看得格外认真，我的每一个动作他都目不转睛地盯着。第二天一早，他就召集村里的伙伴，绘声绘色地讲述前一晚看到的一切，把我吹得神乎其神，说我“手指一动，白布上就有人……”我听着，只笑不答，心底却得意得很，那份被认可的满足感，别说有多美。

　　当年片源极少，翻来覆去就那么几部战争片。片子在各个村子轮着放，乡亲们早已把情节、台词背得滚瓜烂熟，可每到放映之夜，场地上依旧被挤得水泄不通，墙头上、树杈上全是人。有人索性站到银幕背面，反着看画面。每到感人处，大妈们免不了悄悄抹泪，轻声叹一句“罪过霉”，纵然熟悉剧情，依旧为剧中悲欢动容。

　　时代一路向前，如今的观影环境早已天翻地覆。电影院改称“影城”，场内气派堂皇，放映厅一间连着一间，沙发软椅、情侣专座、VIP包间，舒适至极。影片更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不必等候，随时随地都能走进一场视听盛宴。可越是精致舒适，我的心里越是空落。偌大的影厅，常常只有寥寥数人，有时竟只剩一人独坐，画面再清晰，音效再震撼，少了人声喧嚷，少了孩童嬉闹，少了一村人同喜同悲的热乎气，电影也便淡了滋味。我常想：是电影变了，还是人变了？其实都没变。变的是日子，是心境，是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

　　我们不再需要一场露天电影填补生活的空白，不再需要借银幕的故事寄托心底的情感。当年作为新生事物的8.75毫米放映机早已蒙尘，一卷卷胶片也被小小的U盘取代，可那些苦乐交织的岁月，那些朴素的人情，那些简单直接的欢喜，却永远刻在我心底，不曾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