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鲍玉梅 编辑 王秀华

　　大清早去菜市，远远瞅见一辆大斗车停在路边，车斗里堆着满满当当的乌皮瓜。我只扫了一眼，脚步便不由自主地挪了过去——那分明是我小时候最馋的“山瓜”。它巴掌长短的个头，绿皮上爬着浅浅的条纹，一头圆润一头俏，憨态可掬，与我记忆中山瓜的模样重合了起来。

　　那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了。我们家在乡下，土墙黛瓦的老屋偎着几亩薄田。那年我约莫十二岁，刚送走年过花甲的老父亲。我大哥早已过继给镇上的舅舅，二哥二十出头娶了亲，分了家便离了故土讨生活。偌大的家里，只剩下十八岁的三哥、年迈的母亲、辍学在家的四姐和我。我们四口人守着几间漏风的老屋，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十六岁的四姐辍学好几年了，日日闷在屋里“踩袋子”。缝纫机“咔嗒咔嗒”的声响混着檐下麻雀的“叽喳”声，那是贫寒岁月里最细碎的背景音。十八岁的三哥是家里唯一的壮劳力，黝黑的他扛起了一家人的生计。母亲养着一头瘦骨嶙峋的猪，日日挎着竹篮去田埂割草拌食，盼着年底能换几个钱。贫寒的风卷着田垄里的尘土，吹过小院，连空气里都带着几分苦涩。

　　三哥是个勤快人——农忙时节侍弄庄稼，镰刀在麦秆间划出脆响；农闲了便在自留园里松土、播种、浇水，种菜，也种瓜。他总说，瓜园的土性是父亲手把手教他摸透的。

　　待到瓜菜成熟，他便割上满满两筐，踏着拂晓的露水去镇上的农贸市场叫卖。我至今记得，天没亮透，淡青色的晨雾还裹着村庄，三哥就挑着担子出门了。扁担压低了他的肩头，却压不弯他挺直的腰杆。筐子里躺着水灵的菠菜、油绿的小青菜，还有包菜、蒜苗、韭菜，都带着泥土的清香。

　　园子里，两种瓜最是喜人。一是蜜瓜，甜得齁人；二是山瓜，虽不及蜜瓜甜，却清爽多汁。它半尺来长，圆柱形，瓜皮上的条纹像极了邻家小哥黝黑胳膊上暴起的青筋。每次三哥卖瓜回来总会变戏法似的，摸出两颗水果糖塞给我和四姐。那味道，混着瓜香，能甜好几天。

　　三伏天的日头最烈。正午时分，院子里的水泥地被晒得发烫，蝉声嘶力竭地叫着，让暑气显得愈发浓重。

　　我和四姐耐不住嘴馋，总要偷偷摸出一根细木棍，蹑手蹑脚溜到山瓜园里。园里的瓜叶长得繁茂，层层叠叠遮出一片阴凉。我俩猫着腰，用木棍轻轻拨开叶片，专挑那些蒂部泛黄、已经裂出一道小口的熟瓜。一旦寻着中意的，便摘下来揣进怀里，紧张地跑回家，用井水冲一下，顾不上擦去水珠便“咔嚓”咬上一大口。清甜的汁水顺着嘴角往下淌，热意也消散了大半。偶尔被三哥撞见，他也不恼，只咧嘴一笑，塞来两个更大的：“别踩坏了瓜藤。”

　　三哥在家务农的日子不过几年。那年秋后，地里的庄稼收完了，金黄的稻秆在田埂上码成垛，瓜园里的藤蔓也没了往日的生机，三哥揣着母亲缝在贴身衣袋里的几块钱，跟着乡亲们进了城里谋生。

　　三哥走的那天，天蒙蒙亮，霜花凝在瓜叶上，白得晃眼。三哥特意去瓜园里转了一圈，摸着枯黄的瓜藤许久没说话。我站在他身后，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鼻子发酸，攥着衣角，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母亲往他的包袱里塞了好几包干菜，哽咽着絮絮叨叨叮嘱了一遍又一遍。车轱辘碾过土路，扬起阵阵尘土，三哥回头冲我们挥挥手，车子渐渐融进晨雾里。

　　那片山瓜园没了他的照料便荒了——野草疯长，藤蔓腐烂，再也结不出那样清甜的瓜。从此，我再没吃过那样清甜的山瓜，嘴馋时也去集市上买过，可那瓜总是少点什么。后来我才明白，少的是瓜园里晨露的清冽，是三哥笑容里的温煦，是贫寒岁月里那甜到心坎里的暖。

　　随着年岁渐长，我念旧的情愫愈发浓重。有些人、有些事、有些物，终究会在岁月里远去，却又刻在心底，一辈子都抹不去。日头渐渐西斜，将影子拉得老长。我静静望着，那些旧时光像一部褪色的老电影，在脑海里缓缓回放，没有声音，却格外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