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作者 周朝畅 编辑 王秀华）上世纪60年代末，我出生在山门镇的山坳里，等背起书包要去鳌江的中学读书，山门老车站就成了我每周都要“打卡”的地方。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末到上世纪80年代初的光景——柏油路没铺到家门口，去车站的路，是人们踩着田埂和碎石子走出来的。天不亮我就得起身，揣着母亲夜里蒸好的红薯，摸黑往镇口的老车站赶，去晚了就只能在售票口处的长队后面望洋兴叹。有时候排了半个多小时，眼看着就要挨到窗口，却听到里头喊：“去鳌江的票只剩三张咯！”

　　山门老车站的售票窗口是嵌在土坯墙上的一个小木框。巴掌大的地方，每天都被人们围得水泄不通。排队的人，有挑着担子去鳌江赶圩的货郎，有背着铺盖外出做工的后生，更多的是和我一样揣着皱巴巴几块钱买车票的学生，队伍从窗口一直蜿蜒到车站外的老樟树下。冬天的风像刀子，刮得人脸颊生疼，我们就把脖子往棉袄领子里缩，脚在冻硬的泥地上不停跺着取暖；夏天更难熬，日头毒得能晒脱皮，排队的人汗流浃背，衣衫黏在背上，空气中混着汗水味、尘土味，还有远处稻田飘来的禾苗气。

　　最怕的是遇上雨天，黄泥路被踩得稀烂，一脚下去，鞋子就裹上半斤泥，走一步都费劲。队伍里的人挤得更紧了，伞骨碰着伞骨，雨水顺着伞沿往下淌，把裤脚淋得湿透。我个子小，被淹没在人群里，只能踮着脚尖盯着前面缓缓挪动的队伍，心里数着前面还有多少人。队伍里满是乡音，隔壁村的王叔挑着一筐生姜，扯着嗓子跟前头的人搭话：“你也是去鳌江？今日这车怕是要挤爆咯！”旁边的大婶挎着布包，转头问我：“一个人去读书啊？这么小的年纪，真乖。”

　　小时候，我一坐上车就感觉天旋地转，吐得昏天黑地，所以每次买票，心里都揣着一个念想，“能抢到前排的座位就好了”。从前排望出去，能看见窗外掠过的田埂和竹林，更要紧的是，前排离发动机远些，颠簸轻，汽油味和汗味也淡些。那混合着劣质烟味、汽油味、汗味的浑浊空气，只要闻上一口，我的胃里就会翻江倒海。可前排的票就那么几张，排队的人都盯着，哪里是那么好买的。多亏了售票的林先生和池先生。他们的儿子和我是同班同学，见我每次都蔫头耷脑地排在队尾，总会多关照我几分——等我排到窗口，林先生低头在票根上飞快地划一笔，递出来的车票座位号总是前排靠窗的那个。

　　有了前排的座位，去鳌江的路上就舒坦多了。车身颠簸时，我能扒着前排的椅背，不至于被晃得东倒西歪；窗外的风灌进来，吹散了车厢里的浊气，胃里的翻搅也减轻了大半，对两位先生就更感激了，心里像放着个暖烘烘的烤红薯。

　　岁月如白驹过隙，如今山门老车站早已拆了，成了出租车的停靠点，老百姓出门的方式也多样化了，公交车、出租车、自驾……我们再也不用起个大早排队买车票，可我总忘不了当年那个土坯墙上的小窗口，忘不了林先生和池先生的笑脸，更忘不了那些在队伍里踮脚期盼的日子——那些辛苦的时光里，藏着少年的倔强，也藏着最朴素的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