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包兴桐 编辑 王秀华

　　对于小说阅读和学习，我一向有点“崇洋媚外”。书架上，也大多都是外国小说和外国小说理论。读师范时，看了米兰·昆德拉，卡尔维诺，后来是雷蒙德·卡佛，再后来是海明威、契诃夫、巴别尔。他们不仅小说写得好，小说理论也讲得头头是道。米兰·昆德拉的那本《小说的艺术》，我看了好多遍，几乎隔几年就会看一遍。他说，没有发现的小说是不道德的。我几乎把这奉为小说写作的圭臬。就是只有高中毕业的雷蒙德·卡佛，他的创作理论也很迷人。他说，他在书桌正面的墙上贴着一些卡片，上面写着他写作的“座右铭”：“准确的陈述是写作的第一要素——庞德”“每天写一点，不为所喜，不为所忧——黛因生”“……突然，一切都变得清晰起来。”“别耍廉价的花招”……当然，我后来明白，雷蒙德·卡佛的这些创作理念，是带着鲜明的创意写作思想——真正教一个人怎么当作家。不像我们的中文系以不培养作家而沾沾自喜。西方创意写作理论认为，作家是一门职业，可以培养，也需要培养。

　　可是，近年来，我好像更喜欢我们传统的一些东西了。也许年纪大了，就会喜欢一些“古”的东西；也许真的是“文化自信”在起作用，总感觉我们悠久的文化传承，深厚的文化积淀，独特的东方美学，一定有很多值得学习、借鉴和发扬光大的地方。最近在看朱良志教授的《中国美学十五讲》，感觉的确有很多中国美学思想值得我们重视。朱良志教授认为，中国美学不以认识外在美的知识为重心，而强调返归内心，由对知识的荡涤，进而体验万物，通于天地，融自我和万物为一体，从而获得灵魂的适意。所以，中国美学它是一种生命安顿之学，具有突出的重视生命体验和超越的特点。而文学，正是书写生命体验的艺术，小说更是人性(生命)的实验场。也许，我们的美学传统，比西方美学更适合指导小说创作——不仅写出人性的复杂，更写出生命的超越和安顿。

　　而从具体写作表现手法来看，我们的传统美学也有很多很超前的见解。中国传统绘画艺术认为，画家不能以写实的方式来表达，以写实为根本之法，即使画得再像，那也只是一个表面的真实，这样的创作者只是世界的描画者，而不是世界的发现者。真正的艺术不是陈述这个世界出现了什么，而是超越世界之表相，揭示世界背后隐藏的生命真实。艺术的关键在揭示，在发现。这，是不是有些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没有发现的小说是不道德的？当然，有些不像，因为我们中国美学还蕴含着更深刻、独到的见地和智慧。就像朱良志教授所言：“中国美学不以认识外在美的知识为重心，而强调返归内心，由对知识的荡涤，进而体验万物，通于天地，融自我和万物为一体，从而获得灵魂的适意。”

　　还有，我们古人推崇以小见大。这以小见大，有点像西方美学里的典型化表达，但却比之更高妙。典型化是以少概多，在有限中表现无限。但中国艺术理论的以小见大的核心不是概括，而是体验，它不是一种类归，而是生命体验的世界。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国，我们的以小见大，不是数量问题，而是一种心灵的超越，不是一个物理的事实，而是一个体验的真实。天地一芥子，不是于芥子中见天地之大，而是在真实的体验中，一芥子也是一个圆满的生命。啧啧，这个厉害。符合中国美学的小说，不仅要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更要写出这个人物生命体验的圆满——他就是他自己，他就是一切，他就是世界，宇宙。

　　一天，看汪曾祺的小说《职业》，看到结尾：

　　我第一次看到这孩子没有挎着浅盆，散着手走着，觉得很新鲜。他高高兴兴，大摇大摆地走着。忽然回过头来看看。他看到巷子里没有人(他没有看见我，我去看一个朋友，正在倚门站着)，忽然大声地、清清楚楚地吆喝了一声：“捏着鼻子吹洋号！……” 

　　看到结尾了，结束了，好一会儿，我不想让自己的思想离开它，手就这么呆呆地捧着它(手机)。这个结尾真好，这就是汪老小说标志性的结尾。这么一个整天在街上叫卖糕点的孩子(童工！)，“他是孤儿，父亲死得早”，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老成，懂事，但毕竟是个孩子，当他看到巷子里没有人的时候，他就喊了声其它孩子故意学他的吆喝。要知道，那些学校的孩子——比他小两三岁，但是背着书包，可以上学——故意把他的职业性吆喝“椒盐饼子西洋糕！”改成了“捏着鼻子吹洋号！……”虽然，“这又不含什么恶意，他并不发急生气，爱学就学吧。”但孩子们多少是带着点玩笑，带着点恶作剧的味道。他自己来这么一嗓子“捏着鼻子吹洋号！……”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他原来也还是个孩子，像一个孩子那样稚气，可爱。更准确的说，这是一面凹凸镜，这个照出的孩子有点变形——他想做孩子而不得。然后，就是汪曾祺的那份美——这一声吆喝，把孩子们对他的那么一点不友好，把生活、命运对他的那么一点不地道，统统给消解掉了。他去外婆家吃饭，心情很好，“他高高兴兴，大摇大摆地走着”，所以，这一嗓子，应该也是开心的美好的圆满的。

　　是的，这一吆喝，太精彩了，太那个汪曾祺了。它有发现——发现了小大人后面的小、真；它以小见大，写出生命体验的圆满——这孩子，不仅是这一职业的代表，那个时代穷苦孩子生活的写照，他更是他自己——并不是所有的穷苦的卖糕点饼子的孩子都会来这么一声吆喝。难怪，著名评论家李建军说：“若有人问，就汉语修养和文体风格来看，谁最能代表当代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如果不限人数，我会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汪曾祺、杨绛、宗璞、孙犁、茹志鹃、韦君宜、高晓声、阿城、李慎之、齐邦媛、王鼎钧、章诒和、张中行、高尔泰，等等。如果只限列举一人，那么，我的选择是：汪曾祺。”是的，汪曾祺！汪曾祺自己也说，“我大概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