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通讯员 蔡 式 编辑 王秀华

　　秋阳暖乎乎的，我搬了个小马扎往院子里一坐，挽起袖子就开始洗红薯粉。大铁盆里堆着刚磨好的红薯末。我往铁盆里加水，拿着木槌使劲搅拌，白花花的粉浆顺着竹箩筐的细缝往下淌，滴滴答答落在底下的盆里。

　　正搅得胳膊发酸，忽然听到一句文绉绉的问话：“老人家，莫非就是这些东西，制成了平日里吃的粉丝？”我抬头看了一眼，是位戴着金边眼镜、穿着衬衫的老先生，手里拿着本卷了边的书，一看就是读书人。

　　我盯着他指着的那筐洗得白苍苍、乱糟糟的红薯渣，指着箩筐下方接粉浆的盆，慢悠悠解释：“老哥，这筐里的是红薯渣，是筛出来的废料。您看那往下淌的，像刚挤出来的牛奶似的白浆，那才是能做粉丝的红薯粉。”

　　老先生闻言，眼睛倏地亮了，抬手拍了下大腿，一副茅塞顿开的模样：“哦！原来如此！我竟以为这上面的渣子才是原料，真是闹了天大的笑话！”他往前凑了凑，脑袋快凑到盆边了，盯着那盆白浆，好奇劲儿更足了，追问道：“那这牛奶似的液体要怎么变成细细的粉条呢？”

　　我一边继续搅拌红薯渣，一边掰着手指头给他科普：“得先让它在盆里安安静静待上大半天，等沉淀出厚厚的粉，把上面的清水倒掉；然后把粉放进蒸笼里蒸得透透的；最后用机器压出来、刨成细细的丝，挂在绳子上晒干，就是咱们吃的粉丝啦！”

　　老先生听完连连点头，末了叹了口气：“竟要这么多道道，真是麻烦得很！”

　　我忍不住想：“他一个文化人，看着应该是学识很渊博的，竟也会在这些田间地头的常识上犯迷糊。”我又想起前阵子遇到的一位读书人。那天，我正在地里忙活，一位戴眼镜的读书人慢慢向我走来。到了近前，他一本正经地问：“老人家，您种了一辈子田，有没有种过米啊？”我当时愣在原地，好一会儿也没反应过来，琢磨着这问题，有些无语地指着地里的稻穗，耐着性子说：“我种的是稻子啊！稻子熟了会长出稻穗，穗上结的是谷子，把谷子脱壳加工，就是白花花的大米了。”那读书人听完，脸上露出了孩童般纯真的惊讶，喃喃道：“原来米是这么来的，我一直以为把米种到地里，长出来就是米呢！”

　　这会儿洗完红薯粉，我坐在院子里晒太阳，身上暖融融的，越想越觉得有滋味。不知道红薯粉是怎么来的尚且情有可原，但连大米是稻子脱壳而来的都不知道，倒是真有些稀奇。有些读书人捧着书本能知晓古今天下事，却对餐桌上食物的来历一知半解。但这并非什么缺憾，反倒让我这庄稼人多了几分“科普”的乐趣。

　　生活本就如此，你懂你的阳春白雪，我懂我的下里巴人。书本里的知识是智慧，田埂上的经验也是学问。不同的认知碰撞，恰似油盐酱醋，为平淡的日子添了趣味，也让我们在彼此的世界里，窥见生活更完整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