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世斌 编辑 王秀华

　　记得是2004年7月底的一天，时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白一舟同志送我去平阳县委工作。那天我们分坐的两辆小汽车行驶在温州至平阳的高速公路上，他坐的车在前，我坐的车紧随其后。一路上，我和同车人说了些什么全都丟进爪哇国里去了，留在脑海里的只有白一舟送我赴任的记忆。人的一生漫长而又短暂，若有人给自己留下些许的永久记忆是难能可贵的。

　　白一舟从海军转业后，先是在市委政研室工作，然后去平阳任县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他在平阳工作时，我曾与同事明伍(明伍在海军当兵时，白一舟曾是他的首长)去平阳看他，但没见上面——他下乡去了，特意交待朋友请我俩吃了顿便饭。没想到几年后我也调去平阳工作。

　　这些事说与不说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白一舟的一些言行令我记忆深刻，甚至对我产生了直接影响。

　　白一舟看似一介文弱书生，却是个很讲“义气”的人，同时也是个很讲“实际”的人，这大概与他二十多年的军旅生涯有关。他的讲“义气”在于他与人交往时不虚假，情真意切，乐于助人。而他的讲“实际”则更让我“感同身受”。

　　记得他担任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时，主持了一个简短的小型欢迎会。开会时，工作人员几次为大家续茶，给白一舟续茶时，他直接说，“开个短会就不要老是续茶了，需要的可以自己动手么，以后开个什么会不仅只是禁烟，还应免了续茶这些无用功的客套”。我内心赞叹道，实在，本该这样。从那以后，凡我主持的内部会议就不允许由工作人员续茶，甚至连会议记录都免了——会议上的领导讲话内容都已发给与会者，会后还有会议简报跟进，静心听才是“正道”么！当然，有的该记录的会议则另当别论。我以为，我的某些“另类”行事风格多少是受到了白一舟的影响的。

　　白一舟的讲“实际”还在于他不弄虚做假，不做两面人，敢于讲真话。白一舟大我六岁，我一直尊他为大哥，他也待我如弟弟。我俩只要在一起，就会有很多话可说。他常常会蹦出一些“真知灼见”，让我心领神会。他说过，谁人没有缺点、错误？不敢说真话，不愿坦承自己的缺点，以为自己总是正确的，那才是缺点、错误之所在。他对时弊往往能一针见血，说明他是个坚持读书、善于独立思考的人。

　　在我的眼里，白一舟是有些“不得志”的。他有才气，勤于思考，文章也写得好，这也许导致了他的某种“清高”。我感觉他身上有一种淡淡的忧悒，自古文人多忧愁，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层次”，也是一种境界，我懂。

　　白一舟又是颇为开朗、热心的，交友不论身份和级别。与他共事过的战友有不少升为高官，有的官至上将，但他极少在人前提及或“炫燿”。一次我俩谈起一位大领导，我说给他打个电话吧？他不同意，说别扰人家了。他平阳鳌江的一位普通朋友跟我说过，白一舟调回温州后，工作繁忙，一个周日，他没有事先打个电话，一个人开着车就到鳌江了，见面聊过后也不留下吃饭，就开车离开了。这位朋友问他：“来我这儿有什么事没有？”他笑答：“非得有事才能来呀？路过，想你了就绕个道过来看一眼呗！”

　　我的同事明伍复员后在我所在的单位是一名普通职员。明伍打电话告诉我白一舟“荡舟西去”的那一刻失声痛哭，他说他自己阿爸去世时都没有这样哭过。明伍说的话我信，因为他阿爸百岁仙逝，是“喜丧”，而白一舟才七十岁。一位七十岁，还能坚持学习，有着敏捷头脑的人就这么匆匆离开了人世！

　　惊悉白一舟离世后，我匆忙赶去他瑞安的老屋。白一舟身上的被子被掀开，我见他鼻孔和嘴角沾着一些尚干未干的血，蜡黄的脸削瘦得如同一片冬日里飘零的落叶，我不禁潸然泪下。老屋的房间里挤满了赶来吊唁的人。白一舟的一位战友(我叫他老陈)拽拽我，示意我到屋外去，留出空间给后来的人。

　　我俩出去后站在小河边。寒风中，我递了根烟给老陈，老陈吐了一口烟说：“咱俩怎么都不说话呀，说点什么吧！”我说：“你先说吧！”老陈又吐了一口烟说：“你可能不知道吧？我们夫妻俩的介绍人是一舟呢！当年去女方家，他非叫我带上点伴手礼。我说第一次上门见面还带什么礼物呀？如果我看不上她呢？一舟说：‘你以为你是谁呀？只有她看不上你的可能。’一舟见我没有行动，只好自己去店铺买了一对‘尖庄’牌子的白酒，用绳子一捆，提溜着递到了我手里。到了女方家门口时，一舟朝我后背用力一推，我进门了，他扭头走了。”老陈说到这儿，把烟蒂一扔，“哈”一声笑，旋即两眼通红。眼见着笑声要变成哭声了，我赶紧掏出一根烟塞到他张开的嘴里……我替老陈点上烟，说：“一舟大哥热爱生命、热爱世人。他一万个不忍心如此匆匆告别亲人和好友，一定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