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作者 郑长埠 编辑 王秀华)从湖北村的瓦窑头向东走到张唐厝，有一处黄氏宗祠，雕龙刻凤、金碧辉煌。然而，新中国成立初至上世纪末，这里却是一所学校，名“湖北小学”，那是我接受启蒙教育的第一所小学。这是所初小，全校只有一、二两个年级，有十几名学生、两位老师。教室是祠堂间改造的，桌椅不全，设备简陋，但老师都很热心。老师把学校的墙刷得白白的，在“礼堂”正中贴上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的画像，柱子上贴了很多经过美化的标语。

　　当时，每村都在村头村尾设置“哨卡”，专门检查行人的“路条”。“路条”是当地土改工作队签发的，实际上是一种通行证。这项工作，白天都是由小孩们完成。我参加了儿童团，除了上课就是“站哨”了。后来我才知道，社会安定、土改工作顺利进行，不是靠几个哨卡就行了。

　　那时，我们学校组建了秧歌队，我也被吸收了，大人们都说我跳得好。当时，我还在老师的导演下，和一个比我大的女同学演《姐弟开荒》，剧情和曲调完全是陕北的《兄妹开荒》，不同的是改用家乡的闽南话演唱。词也作了些修改，比如歌词中“妹妹你听我说”改为“姐姐你听我讲”。记得剧中有一句台词，“我父我母命早亡”，我不肯讲，因为我父母明明都健在，我感觉这话有诅咒的意思。老师说，“这是演戏，不是诅咒，不要紧的”，后来我就照讲了。当时的秧歌舞和《姐弟开荒》很受欢迎。演出在临时搭起来的一个场地进行，场场挤满了人。我的一个住在水头的三姑母也赶过来看。不少青年人在劳动时也唱《姐弟开荒》中的歌，有的碰到我都要说几句赞扬的话，有的还直呼我“喜宝”(我在剧中扮演的角色)。前几年，我突发寻找剧中姐姐的念头，但我只知“姐姐”是塔门人，连名字也记不起来了。我托我的一个土生土长于塔门的表弟帮忙，他多番查寻，终无下落。

　　读了两年初小后，我转入南湖小学。这所小学位于我家对面的山脚，坐落在“塔院街”的南面，也是由旧式宫殿改建的，原名“塔院宫”，离我家有二三里路。这是个“完小”，比湖北小学大得多。全校共有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六个班级，十来位老师，三百多名学生。学校左边有几家日用杂货店、南货店及豆腐店，右侧是乡公所及供销社。乡政府经常在学校里开大会、举行文艺演出以及其他文化宣传活动。

　　一开始，我要到离学校不远的外婆家吃午饭，后来自己带饭吃。母亲每天盛好饭(番薯丝饭)，搭一点菜，放进一个木质小盒里，让我拎着去上学。我到学校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饭盒放到学校厨房，好让厨娘到中午时加热。有时，家里没有菜可带，母亲就给我五分钱，让我到学校边上的豆腐店买一块五香干下饭。那时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大家的学习热情很高，除了认真听课、读书、写作业，还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

　　一次，乡政府在学校组织全乡农民看田图活动。整个学校的大礼堂、教室和走廊的墙上都挂满了画得密密麻麻的田图。这是“土改”后的一次影响很大的群众活动。图上明确标注各家分到的土地位置，与大家领到的田契进行对照。学校动员我们帮助农民认田图。老师说：“要给农民伯伯讲清他们的田地的位置，东边是谁的，西边是谁的，南边是谁的，北边是谁的……”这些话我至今记忆犹新。

　　学校很重视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老师经常跟我们讲，现在是新社会了，老师不准打骂学生，同学之间要团结友爱。学校多次组织学生参加追悼革命烈士活动，参与追悼会和为烈士送葬仪式，还经常邀请乡干部为我们讲新中国成立前党的地下活动，讲游击队如何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其中要属老海(郑海啸)的故事最多。一次，老海被围困，他竟然在一个深潭里泡了三天三夜，每天只用有限的一点米粉干泡水充饥，坚持到了最后。他的一个女儿叫郑明德，才十八岁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去。国民党反动派以伪县长的儿子同她结婚为诱饵，收买她，她毫不动摇，受尽严刑后惨遭杀害。就义前，她从容脱下脚上的白力士鞋，送给被迫推她上刑场的车夫。这些活动无疑给了我们深刻的思想教育，使我们从小就懂得：人民的解放是用烈士的鲜血换来的。以致后来戴上红领巾的时候，我对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我在小学时还经历了抗美援朝运动。当时的我虽不十分清楚抗美援朝是怎么回事，但是亲身体会到了人民群众的激昂情绪——“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不仅学校有，社会各个角落都可听见。全乡组织过多次游行示威活动，队伍整齐，口号声此起彼伏，回荡在南湖盆地。那时还搞了捐献活动，我向家里要了钱，捐献给国家。学校每周都有老师给学生讲国内外形势。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老师们写标语、画漫画、讲时事，时常对学生进行生动的思想教育，这些思想都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