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士彬 编辑 王秀华

　　我九岁开始读小学,读五年，初中读两年，高中读两年，师范读两年，数学专科函授两年，数学本科自考两年，都没有留级。共有六次毕业，最使我难忘的是初中毕业。

　　毕业，在七月份完成。这期间，处在似火的季节，处在早稻收割、晚稻插秧的季节。这也是一个圆满成功的时候，是奋斗阶段的开始。

　　小学毕业，对于我来说无关紧要，反正有初中可读，学习的地方就是小学部的后幢教学楼。初中期间，正处于“四人帮”流毒时期。我读书很简单，就是完成课堂作业，回家几乎无作业，放假基本在涂滩上赶海捉鲜。

　　初中毕业时，“四人帮”被打倒了，招生制度恢复。以前几年，都是保送上高中与大学，干部及职工子女有名额，像我这样祖祖辈辈是普通农民的孩子，读高中是不敢去想的。我的初中毕业，可以说像七月台风的一团乌云，在我内心翻滚。没有集体毕业照，没有同学互赠相片，更没有毕业晚会，只有毕业证。我们各自分散，奔东走西。

　　我的打算很简单，没有什么大的指望，就是想学一门手艺，当个木匠、泥水匠等。父亲让我去学泥水，因为我祖父是泥水匠，有些工具，如切砖的刀、粉墙的刷等，都不用另外配备，可以直接移用。可我认为自己体力吃不消，比如搬石头、爬高等。我想当一名篾匠。当篾匠的话，干轻活，而且在室内，不会被风吹雨打。有了这个念头，我取来生产队大房正堂用来修理箩筐等的细篾条，修补自家的谷箩。邻居们个个夸我有模有样，修补得不错，将来肯定是大司傅。我的兴趣就提高了，假期里天天补补这个，修修那个，都是竹器物件。有一天，正当我拿起谷箩时，两位学校领导叫我去复习一个礼拜，说“四人帮”被打倒了，读高中要考试了，推荐方式取消了……

　　一次，我到学校复习时，看见教室里堆满稻谷——可能是生产队的谷子因下午酿禾雨而被社员们抢到这里躲雨，也可能是生产队将教室当成了仓库。我们把谷子搬到走廊里，摆好课桌、凳子。语文老师布置了作文，记一次有意义的事。我写了“晒谷”，受到老师好评，并在课堂上阅读给同学听。

　　中考，我乘轮船到林垟学校考试，一天时间，中午去街上饭店里吃。考的科目，语文、数学、政治，好像物理与化学合并一张卷。全是手工刻的蜡印试卷，纸张薄，不像现在的中考试卷，一拉开被子一样长长的八开八页。第一场考语文，别的题目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作文题，也是“记一次有意义的事”，我就把之前的作文默写下来。数学题目我也大多记不得了，但有一个题目，用圆规与直尺在一个破废轮图上找圆心，并把圆补充完整。我用圆规尖尖的铁脚试探圆心在哪里，在试卷上比来比去，量来量去，画来画去，老是找不到，好比妇人在水埠头洗衣服时不小心掉了肥皂，用铁钉系在竹竿顶上在河底试探，真是大海捞针。时间一秒一秒逝去，卷上那密密麻麻、凹凸不平、带有铅笔印痕的破废轮残图被我擦、涂出了一个洞。还有最后的应用题，内容是行程问题，我也做不出来的。后来，每当我教到与找圆心相关的题目都讲一讲自己年少时画圆的痛处及行程、工程等三要素，即路程(工作量)、速度(工作效率)、时间及其关系等，反复研究及创新，不让学生覆车继轨。

　　参加考试前几天，母亲独自走到一座很远、有名气的寺庙里求签、许愿。虽然我不知道母亲在佛像前讲了什么话，但她一定在佛像前膜拜，跪求我“中榜”。

　　后来，阁巷中心学校共有八人考上，进入仙降区高中学习，我也考中了。那时候，无通知书，我们无法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只是等老师通知，再向老师确认一下。母亲听说我考上的消息，买来五贡(鸡、鱼、水果等，共五样，有五子登科的意思)到那座许过愿的寺庙里烧香还愿。

　　当时村里一些干部极力反对，说我是富农成份，且亲戚是地主，不够政审条件，想把我挤出去，让自己的子女上高中。上级领导闻此言论，派人调查宣讲，说考试制度改革了。他们哑口无言。

　　没考上的同学基本找寻九行八业，有的种田，有的修理，有的开店等。还有一部分同学上农高(教育局试点办的学校，相当于现在的扩招生或技校之类)。农高办了两届就停了。

　　离家求学，要准备日用品。我的箱子，放米、衣服、菜、肥皂等。箱子是我爷爷在建筑公司时用过的，用木板钉制，有两层，外面用深蓝色的漆涂抹，脱落了许多漆，呈现出斑斑点点。盖子因翻来翻去，木板已经有破损。爷爷重新换上了一块板后，箱子看着有点别扭，好像一口雪白的整齐门牙插了一颗金牙。亲戚朋友们送糕(高，温州话同音，寓意步步高升，学业进步)给我。母亲在箱子里放了许多葱(聪，温州话同音)，希望我聪明伶俐。

　　我带着箱子，坐在轮船甲板上，看着河两岸移动的民房、桥梁、草木和晚稻。河风送爽，一村一码头，上岸下岸，送客接客。舱内响起温州鼓词声，紧接着是卖膏药、老鼠药之类的吆喝声。我整整乘了两个小时多的路程，过了瑞平两县大半的千年塘河。我独自担着木箱子和行李步行去学校，从马道的码头到学校，起码有三公里路。

　　毕业，意味什么？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是人生一段路的暂定点，不是结束点，而是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