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立佐 编辑 王秀华

　　1976年3月，我从金乡高中毕业已近两年，十年“文革”几近尾声。寻工作、谋出路，让我们这批年轻人焦虑。由于父母都是小学老教师，我有幸在十里外靠海的大渔公社小学“带帽”中学(新设初中部)获得一个代课位置，但不算是正式教师。本来我可能就这样努力着转正成为一名公办教师，走上一条跟我父母差不多的人生道路，但年轻的我并不认可这样的命运。

　　1976年初，根据上级政策，凡是居民户口的人家，每户只有一个子女有留城名额，即保留城市户口，由政府安排工作，其余子女都要改变户籍身份，或插队(到新疆黑龙江支边已停办)，或下放户籍自谋出路。虽然我拥有国家供应户口，但当时老家的国家供应户口一般既不可以被招工，也不可以当兵，更不可以被保送大中专学校，但插队以后，我就有可能靠自己“飞”出去了。我决定自己去插队，把留城名额给其中一个妹妹(弟弟立峰当时8岁)。父母尊重我的意见，就这样决定把留城名额给大妹了。

　　插队手续要到县城去办(当时苍南尚未从平阳县分出来)。我自己到平阳办插队手续，在县城等了三天都没办成。尽管事情难办，我并未灰心，过些天再去，终于成了插队知青。按照政策，每个插队知青获得一立方米的平价木材配给。买回后，家里人请木匠做成了一张办公桌、两口箱子和一个衣柜(它们现在还在老家)，父母、朋友还笑话说这是讨亲用的家俬呢！

　　由于家在金乡“城里”(古城内)东风大队地界，我落户到了金乡公社东风大队十三小队。插队后我还住在家里，变换了的只有身份和户籍，不能吃商品粮了。作为农民，我必须参加集体耕作，产粮种菜。

　　由于生长在城乡混杂的小镇，学生时代的我每个假期都要参加支农劳动，所以对农村和农活我不陌生。我的农活技术进步很快，一年下来，插秧又快又直，耘田、割稻的技术和队里的行家里手相比差距并不大。据说最难的农活是捻河泥和堆烧草木灰——一层细干土，一层干草皮，堆成一个小土包，点火缓慢焚烧成肥料。遗憾的是插队两年间我没有机会学。现在老家这两种技术活似乎失传了。

　　让我最难忘的幸福时刻也发生在插队期间。大田插秧时，一般从水田这头插到那头才能休息片刻。有一次，等我插到那头时，弯的腰僵住了，根本直不起来。我猫着腰慢慢坐到田埂上，撑着双手，伸展一点儿，再伸展一点儿……等到我基本伸直了腰，顺势平躺在烂兮兮的田埂上，眼望蓝天白云全身放松的刹那，深深吐了一口气——那身心放松的感觉别提多美好了！

　　盛夏是老家农民最累的季节。抢收抢种(双抢)常常是凌晨四点出工，夜里十二点收工。夜工虽然特别累，但也有犒劳。队里会订点心送来，通常是一毛五分一碗的汤面，上面飘着青葱、冒着油星，还有少许黄橙橙的蛋丝。那是我的期待和最爱。

　　至今，插队给我的印象还是很“阳光”的。朱彬是驾牛好把式，耙田时，牛被驱赶着加快步伐之际，他会一边大声吆喝一边挥鞭，顺势往耙上一站。只见耕牛拉着耙和人在水田里奔跑起来。只见他喝斥着扬鞭，泥水四溅，颇有武士英姿。我主动跟他学犁田和耙田。开头，那耕牛用眼睛瞪我，根本不听使唤。我照着老朱指令抽它鞭子，它才慢吞吞拖起犁耙。

　　因为干活认真，我被评上平阳县和温州地区插队知青先进分子，到县里和温州参加插队知青先进分子代表大会，也享受到了开会照记工分的待遇。我在温州知青代表大会上认识了洪振宁(后来担任温州社科联常务副主席，《温州学刊》总编)。

　　温州地区人多田少，人称七山二水一分田。我所在的十三队好像只有五十几亩水田，也只有我一个插队知青。可怜供养十几户人家的这点土地，生生又挤进来一个户口。不知道我是怎么落户到这个小队的。土地集体所有加行政指挥，的确降低了当地农民对外来者的抵制。尽管贫困，小队社员们对我还是友善的。然而，这样的制度弊病非常明显，直接导致农民们出工不出力或少出力。当时，我们队的部分农活(比如耘田)已经偷偷包干到了个人。我只包干两亩半。作为新手，我的劳动只算半个壮劳力的工分，人家劳动一天十分，我一天五分。夏季抢收抢种，队里其他人最高记二十分，我则记十分。一年下来，我所有工分折合一百四十元，刨去分得的稻谷、红薯、菜蔬等，拿到手的现金极少。

　　插队时我觉得自己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把这些积蓄全部送给了队友沈宝波。插队期间，我有幸被推荐担任金乡小学初中部民办教师。这样，到了插队第二年，我的积蓄已经有三十二元多。沈宝波干农活从不偷懒，挑担可以上100公斤，饭量非常大。农闲时，他也代课增加收入。由于他子女多，妻子是家庭妇女，家庭负担很重。干活时，他会细心教我，给我讲解。晚饭后，我常常到他家串门。沈宝波有时自己写歌词、谱曲儿，他悠然物外的样子很是感染人。不少谚语，我就是在他家学到的。后来，我向县里的文艺刊物投稿，歌曲《东海盛开大寨花》发表了。

　　插队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张长贵。我们在小学五年级复课时认识(他是插班生)。初中、高中我们同班，毕业后我俩不仅一起去渔村代课，半年里同吃同住同工作，而且插队后我到金乡小学初中部兼职，又是同事。我俩为了学习英语发音，专门走路到十里外的钱库小学，托人借留声机和林格风英语音标发音唱片(不让带走)。我们就像得到宝贝一般反复聆听，学习发音。长贵天资聪颖，不论什么他总是一学就会。我跟他学书法、学单双杠、学炒米糕、学查四角号码词典、学背英语单词……大学毕业后，长贵分到浙江省财政厅，几年后成了副处长。可叹他英年早逝，那是对我的一次特别沉重的打击。

　　1977年，我得知要恢复高考。消息传来时，离考试只有一个月了。承蒙学校领导照顾，我可以脱产准备。长贵、剑虹和我常在一起准备，长贵和我报文科，剑虹报理科。脱产备考、集体备考对我很有帮助。先是参加县里安排的语、数两门筛选考试，未落选的再到相邻的钱库公社参加浙江省统一考试(其时尚未实行全国统一考试)。考试分文理，历史、地理和化学、物理，语文、数学、政治必考，没有外语。记得当时浙江的作文题目是《路》。数学考后对题，我发现自己好几个不该错的错了，两道卷外题却做出了一道。最后，长贵被辽宁财金学院财政系录取，剑虹被浙江大学地质系录取，我被北京大学经济系录取。

　　1978年2月底，我和长贵离开金乡上大学，这是真正的“出乡关”。清晨，我们俩身披红缎子，胸带大红花，家人、同事和一大班学生依依不舍地送我们到南门汽车站。我和长贵一起到温州侯百朋老师家过夜，然后一起乘火车到金华过夜，最后互道珍重，他去大连，我去北京，就此结束我短暂的插队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