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庆绸 编辑 王秀华

　　1968年夏，我从平阳茶校毕业，因处于“文革”期间，分配无着落。与我同时毕业的53名同学中，除了5名居民户口同学分配到国营茶场，其余40多名非产户、农业户口的同学都要自谋出路。待业期间，我在水头公路养路段做过临时工。我弟弟初中毕业，与水头镇下放到生产大队办的林场待业青年一起劳动，一天挣不到五角钱。不久，听闻大兴安岭地区派员来平阳水头招工，我们一商议，就一起报名应召。父母左思右想，最后同意我们兄弟俩支边。

　　1971年1月3日晚上，我们在水头动身，1月7日早上抵达大兴安岭目的地。正当隆冬，只见皑皑白雪中分布着几排军用帐篷，营区上空浓烟腾腾，一条条烟柱直冲高空。我们由铁道兵3006部队接收，被编入民兵连。

　　我们踩着积雪，各自到指定帐篷落宿。部队派来的铁道兵班长早就烧暖了帐篷。一个帐篷住两个班，中间走廊，左右是用木杆铺成的统铺，被戏称为“波浪床”。生活用水是冰块化水，三餐主食是高粱饭和玉米粉做成的发糕，佐餐的是冻士豆、白菜，只有星期天能吃上白米饭。刚开始，我们要进行为期半个月的学习、训练。早上无论雪下的多大都要出操跑步，“饭前一支歌，晚上天天读”。各班每天都轮流整理内务，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我们还经常拉练，深更半夜哨声一响，五分钟内就要站好队伍，开始几天，睡觉都不敢脱衣服。

　　铁路修筑会战之前要举行誓师大会。因我担任班长，便写好决心书，想代表全班宣誓。排长知道后说，你就代表排里表决心吧！

　　因为水头知青办护送人员的推荐，我被调到连部从事文书工作。但我还是征得了指导员的支持，回班里当班长。当时，我的举动受到了一些人的讥讽，幸好指导员知我、懂我，常常通过各种方式给我支持。有一次各连集中学习，由我连指导员主持。他在会上提问：“什么叫世界观？”谁都答得不对，最后指导员叫我回答。我说：“世界观是对事物判断的反应，是人们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和观点。”话音一落，指导员高兴得不得了，大家也把答案记在了笔记本上。之后，我更加努力地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每天从工地回来都不顾劳累，趁着天没黑选读从家乡带来的书，晚上则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书，有时睡不着就到炉头借着火光学习。

　　随着一声开山炮响，樟古(樟岭-古莲)段铁路修筑的大会战拉开了序幕。我们民兵连承担樟古段18公里处的山体掘进、路基填土石方的繁重任务，铁锨、大锤、钢钎三件宝不离手。开山填土石方，整天与石头打交道。大的石块要用钢钎撬，我们因为刚来没有掌握诀窍，后来才知道每块大石头都有纹路，找准纹路便能迎刃而解。搬石运土每天能磨破一双手套，由于是重体力劳动，即使在严寒季节，我们也是全身冒热气。力气就是怪，用了它还在，经过一夜休整，我们第二天照常起床出操。修筑铁路是高危工种，二排有个知青推小车时，连人带车跌落山下，幸好无大碍，简单包扎一下又投入劳动。有一天，我们在工地吃午饭，突然听到爆破声，一块石头砸中不远处一铁道兵的头部。该铁道兵抢救无效，不幸牺牲。悲伤的气氛笼罩工地久久不散……经过近一年奋战，樟古段全线开通。当看见冒着浓烟的火车向我们拉响致意汽笛时，大家欢呼雀跃。

　　樟古段铁路完工后，我们转战碧水纤维板厂等，后转入十八站。十八站是通往漠河胭沟金矿的必经之道，曾一度荒废，光绪十三年(1887)重新开辟，一直沿用至今。我们从部队民兵连转入十八站林业局，视同采运二级工资待遇。由于我们转入地方是“末班车”，被分配到局属工程处施工队，当力工，挑泥浆，搬大白块，盖大白块的房子。值得一提是，我们的粮食供应每月粗粮、细粮对半，定量45斤，另外每月供应大豆6斤。林区物资短缺，有了这6斤大豆，我们的必需营养得以保证。在十八站地区的豆腐坊换豆腐必须用到大豆。到了冬天，大家特意把豆腐放在冰天雪地里冻，这样煮出来的豆腐别有风味。冻豆腐要靠斧子劈，冻猪肉要用锯子锯。露天井台冻成小冰山，挑水时一步三滑，有时会摔得鼻青脸肿，能打上一桶水就像挖出金子一样高兴。

　　春夏之交正是当地防火期，6级以上风力，各家各户不能生火做饭，只能吃冷食，高高的防火瞭望台上全天有人监视，哪家烟筒冒烟了就会被罚款。更令人紧张的是，上山扑火的广播喇叭一响，全林业局所属各单位都要奔赴火场，一次出去最短也要一周时间，扑火期间以饼干充饥。大家的主要任务是挖隔离带，扎树技打火，但是大火根本无法扑灭，大火能把水泥柱焚化，过火处逃不脱的动物一一葬身火海。我们只有挖出一道道宽阔的防火隔离带才能阻挡火势蔓延。我们参加扑火十余次，每次打完火回来人几乎虚脱。震惊全国的1987年大兴安岭特大火灾，在大胡子师长的指挥下，我们一起浴血战斗，为扑灭特大火灾贡献了力量。

　　十八站交通便利，社会功能齐全，有林业商店、地方商店、军人服务社，邮局、银行等。加格达奇(大兴安岭地委驻地)出刊的《大兴安岭报》我们第二天就能收到。我利用工余时间把林业局及本单位的新闻写给大兴安岭报社和大兴安岭广播电台，常有稿件被采用，结识的文友也越来越多。我所在的施工队甘学礼队长很重视读书人，队里黑板报所需的文字材料都交给我完成。他还把我介绍给林业局宣传部的姜记者。姜记者正在物色助手，征得局里领导同意后，将我借调到宣传部。我在林业局宣传部上班时，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刚好来林业局办班面授写作知识，我跟班听课。我平时忙于接待省、市采风团，陪北京来的作家采风团到边防哨卡观过光、采过风，凭吊过当年与苏修激战过的吴八老岛，扩大了视野。新闻写作有局限性，无法发挥想象，更不能虚构。有一次，我陪大兴安岭地区新闻处记者到局属的林场采访，来接待的林场领导把一叠已被翻烂的资料拿来给我们浏览。资料上只记了一些数字，没有我们所需的材料。我通过各种努力，终于使这位记者顺利完成采访任务。

　　进入夏天，大兴安岭夜空天象奇异。一天晩上8点左右，我独自在操场散步，见到漠河方向山峦上方出现一片奇光。难道是边境那边正在进行什么科学试验？不久，夜空中出现倒烟斗形、冒着银色火花的不明飞行物。它越转越快，向我扑来。我慌忙往屋里跑，不一会儿，飞行物消失得无影无踪。第二天，《黑龙江日报》头条位置报道了这条消息，很多人都目睹了不明飞行物。

　　在宣传部上班一年多，单位换了新领导，原来的老领导调来宣传部筹办党校事宜。不久，原单位新领导把我要了回去。后来几年，我当过食堂管理员，负责过山场小卖部，当过材料员、工资核算员。1991年12月，我在友人的帮助下，办理好调回平阳的一切手续。

　　我在大兴安岭20多年。边陲风云苍莽而有奇色，抚摸积翠的大森林，留下深深浅浅的脚印，有的成诗有的成谜，缕缕幽香，终难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