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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边”是我人生的不灭印记

2023年07月14日 17:39:02 来源:平阳县融媒体中心

  作者 陈德昆/口述 洪玉畅/文 编辑 王秀华

  2016年10月的一个上午,我家清闲了好久的电话座机突然响起。拿起话筒后,纯厚的东北话传了过来:“您是德昆吗?我是宝清插队友王万清。您最近忙吗?我们宝清县城万金山公社插队的知青准备在明年插队45周年的日子里举行活动,想请您过来欢聚……”听到这些话,我持话筒的手微微一抖,脑海里不断浮现当年支边的往事。

  支边期间三次“逃离”

  1969年10月11日,我这个在父母呵护下长大、初一还没上完、才17岁的小青年跟全镇知青带着困惑和不安,洒泪告别父母、亲友,在护送人员的监督下,坐上了赴金华的汽车。大约7时,车子在温州车站停留了10分钟左右。我二姐夫匆匆赶来,将手表摘下送我。接着汽车逶迤前行,于次日上午到达金华火车站。护送人员安排大家稍作休息,等候去黑龙江的火车。

  

  

  在金华火车站,知青们获悉原本应有103位赴黑龙江知青,实际上仅有73位到达金华。部分知青对有关部门没有兑现动员支边时许下的承诺产生了不满情绪,加上有关东北气候恶劣、生活条件差的说法在知青之间传播,大家三五成群,窃窃私语,商讨应对办法。当天下午,除王中秋登上列车外,鳌江其余知青不约而同地开溜了。

  鳌江知青的行为惊动了有关部门。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寻找散落的知青,最终在金华市区找到了他们,并将他们集中在金华二中,举行为期10天的学习班。温州知青办还派人来讲课,平阳县有关部门的领导也赶赴金华善后。一番折腾后,由于原支边地桦南县的安置任务已完成,我们改赴宝清县。临走时,又来了两位昆阳镇支边青年。我们72人从金华火车站出发,经上海站,转哈尔滨站,抵佳木斯站。

  我们等了好几个小时,宝清县派来的大客车才把我们接到县城,那时已经是10月25日。三四天后,我们被分配到两个公社五个大队。我被分到万金山公社万中大队。

  到了村口,大队、小队干部和村民夹道欢迎。由于我瘦瘦的,只有1.5米高,再加上穿的是大号军衣,更显瘦小。见我迈不下马车,一中年男子伸出大手将我抱下马车,还不解地问我:“小年轻,你这么小,为什么还来这里?”闻言,我也没有好气,不加思考就顶过去:“你以为我愿意来吗?”后来才知道他是我们大队长,名叫李万春。

  万中村有近200户住民,在公社算是第二大村,地处平原,一望无边。当地给我们盖的知青房三间套,当中是厨房,两边是男、女宿舍。一个宿舍分南北炕,南炕睡人,北炕放行李。烧饭的火灶烟火直通土炕。这里的人主要吃玉米等粗粮。南方来的我们特别不适应,不到20天,溜的溜,走的走,70多人全走光了。我走水路去大连,可在大连码头上船时,因为没有探亲介绍信被京津沪浙联合检查站检查人员拦下,在大连参加了10天学习班后,又被接回万中村。

  到了1969年深冬,天寒地冻、白雪茫茫,气温竟有零下二三十摄氏度,这对于从小在南方长大的知青来说是多么难熬,加上大家听说中苏珍宝岛要打大战,到时公路、铁路将全部关闭,于是大家又纷纷开跑。我这次先去苏南镇江姐夫家,春节前才到鳌江过年。1970年开春,一方面自我反思,另一方面是居民区领导登门开导和宣传,我又跟40多位在宝清支边的青年一样,回去了。

  一生不忘感恩万中人

  1970年是我在宝清县万中村最艰难的日子。

  一是睡炕的问题。冬天一个炕睡几个人,灶火烧起来很暖,还不错;可夏天也几个人睡一个炕,下面还有灶火烤,怎么睡?还好农友帮我们搞来了木板垫在炕上,然后铺上炕席,这样算是解除了夏天睡觉的苦恼。

  二是粮食问题。这里的人主要吃粗粮,细粮(面粉等)占30%左右。由于大队靠近县城近郊,其他公社和村的知青回老家探亲都要到我们村住宿、用餐,我们都拿细粮给客人吃,自己就没有细粮吃了。我们去铲地,中午在地里吃,粗粮制作的窝窝头硬梆梆,就着咸菜也很难咽下去。村里的打头人(领头)侯凤斌祖籍山东,随父辈闯关东来到宝清落了户。他为人豪爽,见我吃得苦,常常悄悄地将鸡蛋等食物分给我,逢年过节还把我叫到他家一起吃。

  三是干农活问题。一开始,我们铲地不熟练,弄得腰酸背痛、手上冒血泡,干活速度却很慢,打头人和当地农民不用多少时间就将我们甩得远远的。他们半天的活两个多小时就干完了,看到我们任务还没过半,就赶过来帮我们。这种情况持续了个把月时间。我们实在觉得愧疚,默默下决心,之后逐渐熟练起来。北方人播种用脚踩格子,遇到泥稍微湿点,鞋子就陷进去,我们则干脆赤脚踩。队长和打头人都告诉我们,北方地凉性,赤脚会生病,我们照样干。结果他们很受感动,报到公社。公社派人来写了报道,说我们知青吃苦耐劳。

  这年冬天,大队打油房任务多,要增加3个人,从知青中选派。我向大队申请,很幸运被选上了。那四个月可幸福了,我在里面不经风雪,又吃得舒服,有时当地农友还请我们代班,那一天24小时都不用出油房,一天可以计两天工。那年,我得了376天劳动工时。1971年冬结算时,我分得700元(每工分0.21元),探亲时交了500元给母亲。那是当时的我有生以来靠劳动获得的第一笔大钱。后来的日子,队里和当地农友对我们都很照顾,有不要下田的活都给我们干。1975年除夕,1976年春节、元宵等节日,当地知青王万清还请我到他县城的家里过节……

  在佳木斯铁路局的日子

  1977年5月,佳木斯铁路局到宝清招工。当地的村干部和年轻农友见我们南方知青辛苦,就先征求我们的意见。我想,自己在农村支边这么多年,也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有机会去当工人,就把握机会吧!就这样,我成了一名铁路工人。

  我在佳木斯铁路局的第一个工作是到直属制砖厂当制砖工。这个厂地处佳木斯郊区,有四百来名职工。制砖用机器,挖泥和运泥靠人工。挖泥特别辛苦,一个泥坑越挖越大、越挖越深,直到地下10米,泥用翻斗车拉上来。我干了一个多月就体力不支,不得不申请调到维修车间。之后,我在机修车间边干边学,维修制砖机。

  我的第二个工作是在佳木斯市内的铁路局直属水泥预制厂当水泥预制工。那时该分局盖行政大楼,地下管网铺设要用到很多竖井水泥盖。水泥预制厂距离施工工地3公里,每块水泥板重达200公斤。运输途中还有上坡路,要用铁架两轮车拉上去。为了调动积极性,预制厂采用包工计件计酬办法:一车两人,一男一女,每车一趟运两块水泥板,每块1元。我想,女同志在旁边很约束,倒不如自己干,就如是跟工长提了。他看我个子这么小,就问,一个人能拉得动吗?我答,能!让工长想不到的是,我一个人干比两个人干得快、运得多。月底算下来,我赚了180元。工长不同意了,他认为我一个月的收入比局长还高,这不好向上面交代。见此,副工长就跟铁路局长汇报。局长拍板,既然已经有规则就按规则办。这样,我才领到了工钱。

  我的第三个工作是去机修车间开刨床。这是一个新岗位,技术工种,不能马虎。那时,我已经过多年磨砺,认识上有了很大提升。我虚心跟师傅学习,还想方设法找一些刨工技术知识的书来学习。工长和师傅见我这么认真,进步又快,对我关爱有加,毫无保留地将技术传给我。不到半年,我就能独立操作刨床,加工产品。就这样,我一直干到了1979年。由于结婚后妻子在老家,孩子还没满月,妻子产后身体欠佳,考虑再三,我要求调回老家。单位同意了,1980年1月,我自动辞职,结束了11年3个月的支边历程。

  2017年7月,我带着夫人回到宝清,参加了当地知青的活动,还重回万金乡万中村,其间享受到了贵宾礼待。2019年8月,我参加了贵县举办的“浙江三地知青赴宝清支边50周年庆典”活动(鳌江镇有20余人参加),参加了该县知青纪念馆落成典礼和老知青座谈会,走访了当年插队时的大队,受到宝清县政府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款待。第二故乡人民对我们的深情厚谊,至今还在我眼前浮现。此情此景铭刻心中!

网络编辑:雷鹏

“支边”是我人生的不灭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