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煜熹 编辑 王秀华

　　我的连长张仁成，山东人，小小的个子，皮肤黝黑，一脸的褶子布满了岁月的风霜。他很节俭，平时总穿着旧旧的衣服，又因其貌不扬，如果没人告诉你他是我们的连长，你一定会认为他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村小老头。背地里，我们都亲昵地称他“老张头”。其实也说不上是亲昵，这就是东北人对年长男人的习惯称呼，比如老李头、老王头，多了去了。如果我现在还在东北，那也就是老葛头。

　　人说“墙上的弓、门洞的风、打铁的汉子、老山东”，山东人给人的印象都是硬汉。的确，老张头虽不习武，走起路来却风风火火的，干起农活来更是行家里手。夏锄铲地，他提溜着锄头，麦收时节，他手握着镰刀，总之，他和我们一起出工，一起干活，一起收工，虽不同吃同住，却是同劳同作。他一边监督，一边帮那些干得慢的知青跟上进度。

　　老张头从不需要看时间，只要抬头看看太阳，就知道啥时候该下地，啥时候该收工，似乎心中有一块和天文台同步的表。在那个年代，不但手表是稀罕物件，就连时钟也很少有人拥有。我们连也只有徐康、宋哲和“大洋马”有表。好在电线杆上挂着的大喇叭会报时。其实我们也并不怎么需要知道时间，反正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天，有人恶作剧，将这三个人的表同时调快了半小时，然后告诉张连长该收工了。老张头抬头看了看天说：“早那时候！”(“那时候”是老张头的习惯用语，几乎每句话的后面他都要加上。在我调侃老张头时，他会说：“葛煜喜呢！你哪，是放屁掺辣椒——带刺激性那时候！”)“到点了，不信，你看看表！”知青们异口同声地说。老张头看了看表，又看了看天说：“早那时候，再干一会儿！”直到大家把全连的三块手表都举到他眼前的时候，他才再一次抬头看了看天，沉吟了一会儿，满腹狐疑地宣布收工。回去以后，他才知道“着道”了。半个月后，他的手腕上多了一块上海牌手表。

　　老张头干活从不知道累，每一个动作都是风风火火的。在他旁边干活可偷不得懒，连多休息一会儿也是奢望。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当他讲起当年的革命经历时，常常会忘记时间。所以，我们想歇一会儿时，就会说：“张连长，讲讲你当年的革命故事吧！”然后，他就开始滔滔不绝，往往会讲上老半天，以至于把时间“置之度外”。

　　从他的革命故事里，我们渐渐知道，老张头在山东老家时就是民兵连长。他带着他的民兵们参加了解放军，并当上了炮兵连长，跟随部队一路南下到了温州。后来，他的部队参加了“解放一江山”战斗，而他大概是吃海鲜引起严重腹泻，住进了“江心屿”对面的战地医院(一座小庙)，因而躲过一劫。这件事在他心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以至于在负责知青管理的岁月中，他对于拉肚子的知青总是能“网开一面”。

　　那时，农场一个月才放一天假，“泡病号”不但可以休息一天，还能享受“病号饭”。可是不管你得啥病，只要不住院，在老张头那里都很难请假。有一年，我“煤气”中毒(取暖的土炕漏烟，煤炭因燃烧不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返烟进了屋子)，死里逃生，也只得到半天的休息和一碗酸菜汤(民间认为酸菜汤解“煤气”的毒)。唯独“闹肚子”，他会很爽快地批假。他会说：“好汉呢，架不住三泡稀屎那时候！”

　　在莲江口的日子里，我们唯一的文化生活就是在操场上放露天电影，两三个月一次，除了样板戏，就是《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放映次数最多的就数《南征北战》，我们至少看了八九遍。其中，由刘沛然饰演的张连长，那长相，那个头，那厚厚的嘴唇，确实和老张头有几分相似，于是几位女知青就调侃说，那就是老张头的原型。渐渐地，连老张头自己也似乎当起真来，每次分场放映《南征北战》时，他一定会早早地坐在第一排，等着电影开演。

　　老张头没有多少文化，除了会写自己的名字外，我很少见过他写的字。可当他站在队伍前面，拿着他小小的笔记本时，一说就能说上半拉小时(半个小时)。虽说拿着本子，但他却很少去看，直到有一天，我找到机会打开他的本子看了一眼，才发现上面根本没什么字，有的只是阿拉伯数字夹杂着圈圈、三角、杠杠、条条。天才啊！这些类似古埃及的楔形文字，竟是世界上最简练的速记符号。

　　张连长很正直，没有指导员的那些花花肠子。只要你干活肯卖力气，他就会“稀罕”你。那时候我傻乎乎的，干活不惜力，所以在老张头的眼里我还不错。后来，知青们越走越少，我也成了一连一排难能可贵的老兵。后来我打算办“病退”，不用去一线了，换成在场院里干活。我虽不会像以前那么傻干，但会在老张头还未顾及到时及时完活。因为这一点，老张头对我赞赏有加。他虽不会轻易表扬我，却会默默地放任我。我也就不用去和别人一起干“随大溜”的重活、累活。

　　张连长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做事讲原则，不会逢场作戏。我这人有点“犯上”，但我不作乱，领导关系不会拉，群众关系却不错，以至于推荐上大学时，别人会找我给他拉票，可我自己却不会拉领导的票。有一年，我过了群众推荐关，报总场的名单里却没有我的名字。得知消息后，我找到张连长，表示要贴大字报。张连长也为我忿忿不平，和场领导吵了起来。虽然最终只得到了同意补报的承诺，可谁知道他们有没有补报呢！反正我上大学的事从此没了下文。然而就因为张连长的路见不平，他的形象在我的心中更加高大了起来。

　　返城后，我还会经常想起“老张头”来，老知青相聚时也会经常不经意地提起他。我还经常关注、打听老张头的情况，也曾听说老张头退休后还闲不下来，在分场开垦了很多荒地，当然这是给自己开的地。没有耕牛，他就让老伴“拉套”，他自己“驾犁”。其实这不是他抠门，劳动的习惯已沁入他骨髓里，就是这“小车不倒只管推”的激情伴随了他的一生。

　　2004年，我第一次回访莲江口农场。当时，知青们几乎都已返城，农场又改回劳改农场了，分场改成生产队，老干部们都集中在总场养老。我还专门到总场见了老张头。他气色很好，在我的眼里，他可一点也没有变。此时，我才知道，前几年他的老伴走了，去年他在农村又找了个老伴。那年，他72岁，新找的老伴小他10岁。他见到我们，满脸堆着笑。“张连长，你还认得我吗？”我拉着他的手问。“认得，认得！”他连连点头，却叫不出我的名字。其实他已经不认得了，就连他最熟的孟华也不认得了。我不免有些失望，我到农场最想见的就是他呀！一起吃过晚饭，在张大伟女儿开的卡拉OK厅里，孟华拉着他一起唱起了“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老张头一边唱一边用手打着节拍。现在回过头来仔细想想他不认得我的事，就不会觉得奇怪了——几十年过去了，如今连我也已经不记得很多的人和事了，但我却始终忘不了“老张头”——我的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