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见到苏步青教授的时候开始，我就叫他“苏先生”我认为“苏先生”这个称呼，比苏老师”含义广泛，比“苏老”平直，比“苏校长”亲切。所以这个称呼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苏先生是我一生中最为崇敬的人物之一。

　　1991年苏先生90大寿的时候，我曾经在庆祝会上有过一次简短的发言。我认为，综观苏先生以往的教育和研究工作，完全可以说他在学问、道德、文章三方面都可以成为表率，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在学问方面，他是享誉国内外的著名数学家，为我国数学科学建立了功勋。他开辟了微分几何研究的新局面，建立了一系列新理论，在数学发展史上留下了一座丰碑，至今仍在国际数学界占着无可争辩的地位。德国数学大师布拉须凯曾说：“苏步青是东方第一个几何学家！”1976年，美国数学代表团访华回国后，在总结中指出，过去浙江大学曾建立了“以苏步青为首的中国微分几何学派”。15年之后，1991年，在我国召开的微分几何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还有不少国内外专家谈到这一点。

　　值得指出的是，在“四人帮”肆虐的时候，苏先生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在高龄之年，还被迫到船厂去劳动。但即使如此，他在劳动时仍然不离开自己的科学岗位。他与青年教师一起热情帮助船厂解决船体放样中的一些技术问题，在应用数学方面独辟蹊径。这项成果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获得了1979年全国科学大会奖。他的另一个研究成果“曲面法船体线型设计程序系统”获全国科技进步二等奖。他们研究的计算几何的理论和方法，已应用到造船、航空、建筑、服装等行业的计算机辅助设计(CAD)系统中去，并获得很大的成功。他的很多专著，如《苏步青数学论文集》、《仿射微分几何》和《计算几何》等，英译本已在国外出版，在国际数学界享有盛誉。

　　至于道德，在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涵义。在我们这个国家里，苏先生具有自己的高标逸韵。1931年他从日本回国，到浙江大学任教。抗日战争时，学校内迁，生活极端困苦，但苏先生“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1940年在广西宜山郊外山洞口的大石头上写过论文，也在贵州遵义的湄潭朝贺寺中的桐油灯下写过论文。在回忆这段艰辛的岁月时，苏先生写道：木油灯影边城月，曾照先生诗稿来。其实不止是诗稿，还有几十篇论文。这些苦难的遭遇，增强了苏先生为祖国、为人民努力工作的斗志，以及忠诚于教育事业的思想和行为。在长期的教学、研究中，苏先生形成了一系列的高等教育思想，包括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倡导学生独立思考和创造的学风；重视基础知识的学习；要文理相通、相互渗透等等。

　　苏先生还总是鼓励学生超过自己，提倡一代超过一代，有人称之为“苏步青效应”。他的经验是：第一，勉励他们尽快赶上自己；第二，不要挡住他们的成才之路；第三，自己也要抓紧学习和研究，以督促中青年勇往直前。他认为，我们不能因学生超过自己而感到惭愧，相反地，应当把它作为是对国家建设的一种贡献。多年来他就是在这种教育思想的指导下，培养出一大批数学家和教育家。法国著名文学家司汤达曾经说过：“天才的特点就是不让自己的思想走上别人铺设的轨道”。我则认为还可以加上一句：“天才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不让别人的思想走上自己铺设的轨道”。——这第二个特点就是“苏步青效应”。

　　最后我要谈谈苏先生的文章。苏先生非常关心青年学生的思想成长，他常常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青年要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制度。每次到外地开会，他总要挤出时间为学生们作报告，然后再写成文章发表，扩大思想影响。除学术论文之外，他主要的著作就是这一类。他1985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理想·学习·生活》和1991年由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苏步青文选》中的一些文章就是其中的典型。

　　苏先生的另一类文章其实不是散文而是诗。清朝的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我想这可以是苏先生的一些诗的写照。他的诗首先是抒发他对祖国、人民和生活的热爱，其次是叙述自己的抱负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他有大量的诗作，可以说是一位多产诗人。他自己承认：

　　我爱青春亦爱诗，老来闲梦少年时。

　　又说：

　　千里襟怀吟老马，百年心思对朝晖。

　　因此他写的诗，不追求华丽的词藻和深奥的典故，却自然以情移人，激励后辈为共同的事业多作贡献。

　　记得《左传》里曾经有一句名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第一是思想品德，其次是业务，再其次是文章。我想苏先生在这方面都有深厚的造诣，足以为人楷模。他几十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在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非常值得我们学习。苏先生对我们这些“后生小子”的关怀也是无微不至的。对我来说，从下面几件小事中可见一斑。1983年我刚担任复旦大学副校长的时候，苏先生说：“从我当教务长的时候开始，就不骑自行车了。”我体会他的意思，也就不再骑车上班。很久以后，他才解释说：担任学校行政工作后，脑子里往往有杂七杂八的东西，骑车容易出事故。1987年他看到我写的一篇科普作品《超导热》，他说应当让尽可能多的市民知道科技界发生的事情，于是亲自写了封信给《新民晚报》的总编，推荐我这篇文章。后来该报在5月3日以整版篇幅刊登，还曾得到1990年的上海市科普作品奖和1996年第三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后来苏先生说，他选择《新民晚报》是因为“在上海几张报纸中它的读者最多，有150万。”1998年他知道我从一些学会的“理事长”退下来，改任“名誉理事长”，他就说：“叫你担任名誉或荣誉职务，就是叫你不要做事情”。我懂得他的意思，以后也就从不去干预学会的日常工作。

　　在这“数字化”的年代里，谨以心香一瓣，祝苏先生10000(万)寿无疆。

　　作者：华中一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曾任复旦大学校长；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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