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步青教授是著名的数学家。他培养了我国一代年轻的学者，其中有的已经是世界知名的数学家。有一次，苏先生在接见自己的学生时说，人家都说“名师出高徒”，我看还是“高徒捧名师”。我自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倒是你们出名了，把我捧出了名。但是，我要说，有一点你们还没有超过我，那就是我培养了一代像你们这样出色的数学家，而你们还没有培养出超过自己的学生。这是多么崇高的师道，又是多么深刻的哲理呵!苏先生的一席话，可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教师的天职——培养超过自己的学生。”我们不妨把能培养超过自己的学生的教育现象谓之“苏步青效应”。

　　“苏步青效应”是现代科学和现代教育规律的集中体现。根据著名的D•普赖斯指数增长律，现代科学知识的增长，不是线性增长，也不是平方增长，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超越函数增长着。用通俗的语言说，那就是每过若干年，知识量就要翻一番。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个学科，如若要保持指数增长的势头，就必须有全新的学科(或领域)不断涌现，而全新的学科领域，又往往需要年轻的科学家去开拓。这样一来，现代科学就为现代教育提出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那就是如此众多的开拓性的科学人才从哪里来的问题。显然，它要求每一个科学家能培养出更多的超过自己的学生，去完成新兴学科的探索和研究。一个学派、一个国家，如果他们的科学家，只能“复制”自己一样水平的科学人才，只会培养“离开老师就不能走路”的学生，那么，这个学派(或国家)的科学能力，定然迅速地衰落下去。

　　历史上，几个学派的衰落便是佐证。玻尔是大物理学家，他培养了许多超过自己的学生，这些学生不但完成了他的科学研究纲领，而且还开辟全新的领域，把量子论发展成为量子力学，形成世界知名的哥本哈根学派。玻尔死后，小玻尔虽然学着父亲的办法，精心地领导玻尔研究所的工作，但是，不久就衰落了。还有，冯•卡门学派亦是这样。冯•卡门虽然培养了众多的杰出科学家，形成技术科学领域名垂青史的卡门学派。但是，卡门之后，这个学派同样衰落了。究其根源，都在于他们的继承者，不能发挥巨大的“苏步青效应”。卡汶迪什学派则不然。它创立至今，几经繁衍，经久不衰，究其原因亦正在于它的几代领导人(如汤姆逊、卢瑟福、布拉格等)都有科学的精神，都能产生巨大的“苏步青效应”。其中布拉格教授最为典型。1937年，当他接任卡汶迪什实验室主任时，核物理人才都流向美国去了，留给他的是一个烂摊子。是在核物理领域“修补老例”，还是“另辟蹊径”呢?布拉格胸有成竹地对记者说：“我们已经教会全世界如何搞核物理了，现在，我们应该教他们搞点别的事情了。”具体的措施，就是支持了两个“科学狂人”。一个是“退伍军人”马丁•赖尔，他想用无线电进行天文观察；另一个人是范茹茨，是个幻想用X光观测血红蛋白的青年人。这两人的想法，都受到核物理学家们的嘲笑，认为他们是“疯子”。但是，布拉格坚定地支持他们。结果这两个弟子，开辟了射电天文学和分子生物学方向。当布拉格退休时，这两个方向上，已经有好几个人获诺贝尔奖金，而布拉格教授却以此为自豪，从不妒忌他们。卡汶迪什实验室所以在卢瑟福死后没有像玻尔之后那样衰落下去，布拉格的“苏步青效应”非常重要。他让自己的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保持了旺盛的创新精神。显然，“苏步青效应”是现代科学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但是，“苏步青效应”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尤其在现代，科学结构的形成，知识惰性的增加，科学家愈是有成就，就愈难发挥“苏步青效应”。这是因为一个人科学规范一俟形成，这种规范就对异己的知识单发生强烈的排它性，就像泡里自己提出“不相容原理”，却坚决反对电子自旋概念一样，因为后者是量子力学规范中从来没有的概念，而且是一个青年物理学家克隆尼希提出的。朗道自己是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却亲自“枪毙”了年青的沙皮罗的论文，后者比李政道、杨振宁早3个月提出了“宇称不守恒”概念，却把诺贝尔奖失掉了。更加有趣的是，量子理论的创始人普朗克。他自己最早提出“量子”的概念，同经典力学作了痛苦的告别，但是他又不同意爱因斯坦的“光量子”学说，说这是年轻人的“失足”。可见，发挥“苏步青效应”是何等的困难，相比之下，苏先生在现代科学的条件下，在文明惰性十分强大的东方文化背景下，能如此发挥“苏步青效应”，实乃最值得歌颂的“师道”和“师德”啊!

　　记住吧!教师之德，在于培养出超过自己的学生。这难道不是当前教育体制改革中的一件十分重要之事吗?

　　作者：赵红州 蒋国华

　　(本文原载《光明日报》)